近来一直在网上读到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觉得有必要就我自己的看法与大家探讨一番。

　　我在中国曾经是一名医生，来到美国以后，折腾了几年做完了住院医，现在在一家医院做专科大夫。同时担当一些教学与科研任务。多年来一直与国内保持联系。几个月前到北京还专门看了看，与北京的同道作过细谈，也与一些年轻大夫及药物公司接触过。还到几家大医院转了转，也应朋友的要求，诊治了几位病人。自觉对中国现今的医疗卫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愿意将个人的一点看法提出来与大家探讨，也想请Cancer Doctor，Dr. Doctor或其他有过相似经历的同仁发表各人的高见。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国内有许许多多相当杰出的医生。同中国一样，美国的医生水平也参差不齐。我们每个人在就医时都有不同的经历，也因而产生不同的看法。本文只试从整体上作一些说明，绝非单纯就国内与美国的医生水平做一番比较。

　　1.医疗水平

　　总体来说，美国的医疗水平要比中国高一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們国内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国不会至今仍然有国内先进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之分。

　　这绝不仅仅是医疗器械水平的差别，实际上国内的很多医院在购买仪器方面从不缩手缩脚。就神经科来论，北京天坛医院与宣武医院的设备比美国90%以上的医院都好。整个北京地区拥有的MRI也不比象费城，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少。在某些方面比如伽玛刀，国内的普及程度甚至要远远超过美国。

　　可惜的是，有了好的医疗设备，与最大限度地，有效地，恰当地使用它们并不等同。曾经有几个病人把国内做的MRI带给我看，总的印象是图象的清晰度不比美国差，但是每个病人所拍MRI片子的数量要少。比如说在美国每拍一次头部MRI，通过改变不同的MRI参数，每个病人会得到5-8张片子。我的印象是同样情况在中国只会有2-4张。这样就有可能漏掉小的。尤其是早期的病变。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导致误诊或漏诊。因为放射科大夫需要根据病变在不同MRI参数上的表现来判断病变的性质。熟悉国内情况的同道也可能了解，伽玛刀在国内实际上已经被滥用了。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检查结果与病人的脱节。美国的神经科大夫大多数都能够独立地解读原始的CT与MRI片子（限于头部与脊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读得要比放射科班出身的还要好。从做住院大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方面的培训。他们参加的逐级考试里面也都含有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多数的神经科大夫都已养成习惯，在检查每一位新病人时，都要求病人携带已照过的片子而不单纯依赖于报告。在判断病变性质上，神经科大夫要远比放射科大夫更为准确。这是由于他们能够有机地把病人病史，体检与检查结果综合起来。而放射科大夫只拿到有限的病史，他们只能面对静止的片子。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心脏科。美国的心脏超生大多数是由心脏专科大夫来读，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又是由曾经检查过该病人的心脏专科大夫经手，而不是象中国那样有专门的超声诊断医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超声医师根本不了解病人。再比如肌电图在美国多是由神经科或康复科的大夫亲手完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大学医学院里面工作的）都受过非常严谨的技术训练，有着丰富的临床与神经解剖知识。而在中国这是由专门的技师来完成的。这些技师大多是未经过临床训练的人员，而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中专或护校毕业。在美国偶尔也会看到类似的技术人员操做，其结果只能是用“牛头不对马嘴”来形容。

　　美国与欧洲是世界医疗发展的领头羊。在临床医学方面这主要是表现为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解决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临床实验大多是长期的（一般长达几年，有时十几年），多中心的（有时是多国的），大规模的（有上千上万病人参与的），随机的，有安慰剂作对照的，双盲法实验。这样的试验需要大量金钱，时间与耐心，但是其试验结果具有相当说服力。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很多地参与这样的试验设计，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经费与这方面的经验与人才，包括专门参与临床试验的护士。中国通过